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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研究] 中国创新药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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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tin 发表于 2023-1-31 15:35:31 | 显示全部楼层

灵魂砍价

类似于”灵魂砍价“这样的语言创新害人,其实就是生意,既不要妖魔化企业,也别因为某些善举抬高企业。

对于paxlovid,辉瑞要考虑全球市场,毕竟美国政府采购价是530美元。

一生大爱 发表于 2023-4-25 13:53:06 | 显示全部楼层

药品监管制度变化对中国创新药可及性的影响

作者:医药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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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5年以来,国家药监局推出了一系列的药品监管改革措施。为了衡量这些改革的影响,复旦大学药学院教授、上海市药物研发协同创新中心主任邵黎明团队研究了2015–2020年间FDA批准的新药在中国的可及性(数据来源FDA、NMPA以及药企官网)。这也是对他们之前使用2004–2014年数据进行类似分析(doi:10.1038/nrd.2016.200)的更新。相关文章近期发表在Nature Reviews Drug Discovery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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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至2020年,FDA共批准了200个新分子实体(NME)。同期,62种新药在中国获批,其中包括28种NME、17种新生物制品和17种中药。

在美国批准的200项NME中,截至分析截止日期2022年2月1日,55项(28%)也在中国获批(时间框架与邵教授团队之前的分析方法一致)。图1显示了美国和中国批准的NME的数量。补充表1和补充表2中提供了在美国和中国批准的所有药物的清单,包括它们的治疗领域以及它们在两国的提交和批准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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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 2015–2020年间在美国也在中国批准的新药分析(按治疗领域划分)

在此期间,针对癌症和传染病的药物是在中美两国都批准的NME中最常见的。值得注意的是,2015–2020年间,FDA批准的53种针对肿瘤适应症的NME中有21种(40%)在中国获得批准,而相应在2004–2014年间,58种NME中有14种(24%)获得批准。这一比例的提高可能是由于NMPA引入了适应症团队审查系统,该系统成立于2016年,始于肿瘤学适应症。中国癌症患者的大量未满足需求也加快了中国进口肿瘤药物的审批。

然而,在其他治疗领域很少有FDA批准的NME在中国获批,而且这个“小比例”与之前在2004–2014年的观察结果基本一致。不过,2015–2020年,美国FDA在内分泌和代谢治疗领域批准的22种NME中,只有3种(14%)在中国获得批准,而2004–2014年为32%(12/38)。

此外,2015–2020年间美国批准的200项NME中,93项(47%)被批准用于治疗罕见病,其中23项也在中国获批(图2),总体比例相似(23/5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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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 200种NME中,各年在美国和中国批准用于罕见病(获FDA孤儿药资格认定 )的数量,中国批准的截止日期为2022年2月1日(蓝色为美国,红色为中国)

对于2015–2020年间获得FDA以及NMPA批准的NME,中美两国批准的平均滞后时间为2.2年,短于2004–2014年间观察到的3年滞后时间(图3)。滞后时长缩短是由近年来NMPA的批准推动的,2018–2020年的平均滞后时间进一步缩短为1.2年。只有一种创新药物首先在中国获得批准:治疗慢性特发性便秘的普芦卡必利(中国早6年批准)。两种创新药物几乎同期在中美获批:用于治疗慢性心力衰竭的伊伐布雷定和用于诱导和维持成人手术镇静的瑞马唑仑(中国晚15天批准)。然而,一些新药在中国的批准时间比美国晚很多。例如,抗真菌药物艾沙康唑在美国首次批准约7年后在中国获得批准,抗癌药物索立德吉在美国批准6年后在中国获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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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 美国和中国NME批准之间的时间滞后

邵教授团队还计算并比较了从新药申请(NDA)到每种药物在美国和中国都获得批准的持续时间。在中国,大多数新药从NDA提交到批准平均需要大约1年或更短的时间,这与美国NDA审查时间接近。

国家药监局自2015年以来的监管改革大大提高了药品审评和审批过程的透明度和效率。以下附上2015年以来助力加快新药审批的几项重大监管改革政策:


    为了加快临床急需的国外新药的审评和批准,2015年3月,NMPA规定进口药物可以在中国进行多中心临床试验。2017年6月,NMPA加入了人用药品技术要求国际协调理事会(ICH),并引入了药物研发和注册的全球标准(如ICH E5和ICH E17)。

    2017年10月,NMPA发布了《关于调整进口药品注册管理有关事项的决定》,规定在中国进行国际多中心药物临床试验,允许同步开展I期临床试验。一个例子是 Epclusa(索磷布韦+维帕他韦),用于治疗成人和3岁及以上儿童的慢性丙型肝炎。Epclusa于2018年5月(FDA批准23个月后)在中国迅速获得批准,主要基于五项多中心III期试验。

    2018年7月,NMPA发布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调整药物临床试验审评审批程序的公告》,对临床试验申请启动了60天审批制度,也被称为临床试验默示许可制度。2018年11月正式实施后,IND的平均审批时间从6个月或更长时间稳步下降到60个工作日内。

    同样在2018年7月,NMPA发布了《接受药品境外临床试验数据的技术指导原则》,以加快临床急需的海外新药的审批。2018年10月,NMPA与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发布了《临床急需境外新药审评审批工作程序》。2020年,CDE在3个月的规定时限内完成了所有临床急需的13种罕见病治疗药物的技术审评,其他26种急需药物的审评在6个月内完成,减少了进口新药审批的时间滞后。

    最后,2020年7月,NMPA开始实施新修订的《药品注册管理办法》,进一步优化了审评审批流程,鼓励制药公司基于临床实用性开发新药。2020年10月,CDE发布了《境外已上市境内未上市药品临床技术要求》,列出了3类可以减少或豁免临床试验的境外原研药。
这些改革受到了制药公司的欢迎,并刺激了中国的NDA,这可能是最近减少美国和中国之间药品审批滞后时间的重要原因。
注:文中图片来源Nature Reviews Drug Discovery。
参考资料:
Qianwei Ge et al. Impact of regulatory system changes on the availability of innovative drugs in China. Nature Reviews Drug Discovery (2023).


玫瑰花雨 发表于 2024-5-11 09:17:25 | 显示全部楼层

从创新药临床研究趋势看内卷中成长的中国药企

作者:医药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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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质化竞争”和“内卷”是近些年伴随中国创新药产业发展壮大一直被诟病的问题。但凡事皆有两面性,正是“内卷”背后饱和式的资金、人才等研发资源投入,才锻造升级了中国创新药产业的整个生态,促成中国创新药融入全球版图并适应国际市场竞争的游戏规则,也让我们看到中国的创新药企业从研发到商业化、从BD到并购不断取得刷新里程碑的成绩。
医药魔方近期举办了一场解读《医药魔方全球创新药临床研究》报告的线上直播,邀请到清华大学医学院研究员陈晓媛教授和阿斯利康全球研发中国中心总裁何静博士作为点评嘉宾。两位深度参与中国创新药产业生态升级的资深专家从临床研究角度也发表了各自对于“内卷”的看法。陈晓媛教授指出:“我觉得‘扎堆’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从仿制药到仿创结合、再到首创是中国药企研发实力进阶的必经之路。从这几年的情况来看,国内药企已经在下功夫探索全新的技术,也在尝试开发first in class分子或是best in class分子。中国企业在ADC赛道上的表现就是在内卷中得到成长的一个证明,很多产品已经从简单的follow走向差异化设计。其实这两年中国创新药行业的研发热点从肿瘤领域向非肿瘤领域过渡,也是国内药企对‘内卷’竞争态势的破局选择,这也让非肿瘤疾病患者的需求被进一步看到。”“过去几年,国内药企扎堆在同一靶点的情况非常常见,但这也并非全是坏处。这对中国临床开发生态系统其实是一次非常好的试炼。从fast follow模式起步的传统药企或是初生Biotech可以迅速在药物开发流程上得到很好的成长,这也为中国药企后续重度参与全球创新药开发潮流的变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何静博士同样从国内创新药行业过去几年的“内卷化竞争”中看到了积极的一面。其实从近5年的创新药临床研究趋势上,也能观察到中国创新药企业在内卷中进化的脉络。整体来看,中国企业启动的创新药临床研究数量逐年增加,并且在2023年大幅超越了美国企业。自2021年下半年生物医药行业开始面临严峻融资环境以来,为了降本增效“过冬”,众多企业都对其研发管线和公司架构进行了大大小小的调整。这也是全球创新药临床研究数量开始走低的重要原因。中国企业却出现了“逆势增长”的现象。在陈晓媛教授看来,这实际上反映了国内药企前几年在靶点研究上的投入开始收获成果,一大批创新分子顺利从临床前阶段迈入临床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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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医药魔方全球创新药临床研究报告从另一个宏观统计角度来看,中国地区启动的创新药临床研究数量在2023年也首次超过美国。这背后的原因也值得品味。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企业自己推进至临床阶段的创新药数量实现了飞跃。统计数据显示,近5年中国企业的首次人体临床研究(first in human,FIH)创新药数量和占比均稳步提升,尤其是2023年的数量和占比大幅提升,显著超过美国企业。国家药监局发布的《2023年药品审评报告》也佐证了这一点,2023年IND申请数量相比2022年增长了33.56%,达到历史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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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医药魔方全球创新药临床研究报告另一方面,中国市场正在成为海外药企实现全球化开发的重点开拓目标,吸引更多的海外药企来华开展创新药临床研究。在MNC公司工作多年的何静博士对此感同身受。她认为外企战略变化也会对中国地区的创新药临床研究数量带来一定影响。“全球同步研发是MNC在前几年开始推行的策略,那时候首要目标是确保中国能够加入全球验证性III期研究的队伍。现在这种趋势已经发生了变化,MNC更加希望在早期阶段即实现全球同步研发。”何静博士指出。与此同时,中国FIH创新药往中后期阶段推进的成功率也在提高。相比于美国企业,中国药企在近5年继续推进创新药临床研究进入II期或III期以上阶段的比例更高,说明顺利从早期开发进入中后期开发的创新药或其适应症数量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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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医药魔方全球创新药临床研究报告虽然数量上显示了进步,但是中国创新药这种临床开发上的高推进效率实际上是与中国药企绝大多数还是在做follow项目相关。目前,瞄准first in class新靶点开发的国产创新药占比还在较低个位数的水平,要追赶海外药企的步伐有一定差距。不过在过往的fast follow模式中,除了药物设计和临床前研究,国内企业可以得到的另一个重要成长便是临床开发经验的积累。明确适应症、划分生物标志物、筛选患者等多个方面均可以影响临床试验的结果。在千锤百炼之后,企业在推进创新药的临床开发上会更加得心应手。陈晓媛教授对此评论道:“FIC药物的开发风险很高,开发周期也很长,从基础研究到最后上市可能要经历二三十年的时间,很难指望国内企业在短时间内实现突破。现阶段,中国几乎没有一个企业能够承担这么长时间的投入。公司的体量必须够大,才能有足够的实力追求在全新靶点上的长期投入。现在最重要的还是不停地打磨自己。做me better或者me best是一个平衡风险的选择,而且大家已经在思考如何在早期开发阶段进行差异化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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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医药魔方NextPharma数据团队泽布替尼是国内药企在临床开发差异化设计上的典范。作为百济神州打入全球市场的先行产品,去年年初泽布替尼在与伊布替尼的对垒之战中获胜,证明了其BIC实力。不仅如此,泽布替尼也凭借持续深入的海外市场渗透,成为首个国产“十亿美元分子”。在泽布替尼之后,也有更多的国产创新药踏上了挑战海外标杆产品的征服之路,例如TY-9591、LZM012、IBI362等。
2023年以来启动的国产创新药头对头III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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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数据来源于医药魔方数据库。从企业的纬度看,尽管中国药企正在积极开展临床研究奔赴创新药市场,但是国内头部企业与MNC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仅恒瑞医药和正大天晴可以在创新药临床研究数量上追齐M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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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医药魔方全球创新药临床研究报告恒瑞医药2023年财报信息显示,旗下超100款新分子处于临床阶段,数量远高于国内同行。正大天晴的在研项目数量虽与恒瑞医药有差距,但同样已领先于其它药企。这也是这两家公司能够在创新药临床研究数量上与MNC平分秋色的基础所在。
国内临床研究数量TOP10企业管线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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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包括含有新分子且新分子尚未独立成药的复方药物,已有适应症获批的药物不计在内,不包括剂型创新药物;2)数据来源于医药魔方数据库。

百济神州虽然在整体临床研究数量上与MNC相差甚远,但是其国际多中心研究占比已与MNC处于同一水平线上。“烧钱”是外界对于百济神州做新药开发的普遍印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敢于开设海外注册性III期临床试验。泽布替尼、替雷利珠单抗、欧司珀利单抗是百济神州抢占肿瘤市场的三大拳头产品,均已开展多项国际多中心III期临床。其中,泽布替尼是其摸索国际多中心开发路径的试验石,也是最快从中获益的产品。作为首款获得FDA批准的国产创新药,泽布替尼开启了国产创新药征战欧美市场的新篇章,年销售额不断攀升,如今已经跨过“重磅炸弹”的10亿美元门槛,2024年Q1销售收入达到4.89亿美元,同比增长132%。去年秋天,百济神州Bcl-2抑制剂Sonrotoclax再启动全球性头对头III期临床研究,拉开了血液瘤领域新一轮竞赛的序幕。
2023年国内药企研发投入TO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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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医药魔方整理总之,创新药临床研究只是体现中国药企研发实力的一个侧面。越来越多的出海交易,频繁亮相国际学术舞台的研发成果,以及MNC并购中国Biotech事件,也在宣告着中国药企的崛起。近年来,国家鼓励创新药开发的力度日渐加大,不管是传统药企还是新生代Biotech都可以有更足的底气尝试开拓FIC领域,去创造诞自中国的first in class分子。在“内卷”中成长的中国药企,在等待一个撕掉“内卷”标签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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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力 发表于 2024-9-18 14:06:42 | 显示全部楼层

Nature:中国创新药研发趋势

7月31日,清华大学梁万年、李冠乔等合作在Nature Reviews DrugDiscovery(IF=120.1)发表文章,对近年中国创新药研发趋势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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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数据主要基于医药魔方NextPharma®数据库,也是医药魔方提供核心数据支持在顶级期刊上发表的第9篇文章。
部分过往文章一览:
在此将这篇文章分享出来,供大家参考:为了阐明近年来中国药物研发的演变,作者概述了目前国内的创新药物,并将现在的数据,与其在2021年发表的一项分析进行了比较。
总体来说,如图1所示,截至2024年1月1日,中国药企在研的创新产品数量较2021年7月增加了近一倍(从2251个增至4391个)。

56acc5b98abfe792dd0ed2329c6f2fe2.jpg 图1. 2021年和2024年中国在研药物管线概况,按产品类型和创新水平分类具体来说,如图2所示,first-in-class(FIC)产品(从418个增至836个,增长率100%)和fast-follow(FF)产品(从473个增至1053个,增长率123%)的增长率高于me-too产品(从923个增至1803个,增长率95%)注:first-in-class指在相同作用机制药品中,研发进度处于全球第一梯队的产品

77ba5b1fd6c55501d86e57e01a0a1b9e.png 图2. 按创新水平划分的2021年和2024年中国在研药物开发情况
产品类型趋势
如图1所示,细胞疗法、基因疗法、双抗/多抗、ADC、PROTAC和核酸药物等下一代产品增长迅速,从613个增加至1709个(增长率179%),这使得下一代产品的比例从2021年的27%提高到了2024年的39%,超过了小分子药物的比例。下一代产品目前占据了FF管线(从35%上升到53%)和FIC管线(从52%上升到62%)的大部分。
在下一代产品类别中,细胞疗法继续占据主导地位,但其比例自2021年以来略有下降(从66%降至62%)。双抗/多抗和ADC位居第二、三位。以核酸为基础的产品增长最快,从24个增加到108个。
新靶点和靶点组合
靶点方面,2024年共有670个靶点(从2021年的375个增加了295个),其中包含220个肿瘤学靶点、349个非肿瘤学靶点、101个既能靶向肿瘤又能靶向非肿瘤的靶点。此外,新技术的应用增加了多靶点组合的数量(从2021年的207个增加到2024年的454个)。
如图3所示,对2021年和2024年TOP10的肿瘤学靶点进行分析发现,有7个靶点始终出现在两个列表中,其中CD19和HER2仍然是排名前两位的靶点。

9d16caef2855151c0650f98fd0ef3c7b.png 图3. 2021年和2024年在研药物的TOP10靶点虽然大多数靶向CD19的产品是细胞疗法,但靶向HER2的候选产品是基于多种技术平台。这种多样性使得HER2在FIC靶点中排名最高(图4)。CLDN18.2、CD7和CD276(B7-H3)等靶点的出现主要归因于细胞疗法和ADC等下一代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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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2024年中国在研药物的TOP5靶点对于非肿瘤性疾病,靶向SARS-CoV-2相关靶点的候选药物持续增加。此外,靶向GLP1R、GIPR和GCGR等靶点的药物正逐渐显示出改善第一代药物的前景。
对全球管线的贡献自2021年7月以来,中国已有8款原研创新药物进入海外市场,其中7款已授权给国际合作伙伴。2024年有465款在研产品在国内/国外处于相同的研发阶段,这表明了全球同步研发的趋势。
此外,在2021年7月以来进入临床开发的2623种产品中,me-too产品的比例降至35%,而2021年管线中me-too产品的比例为50%,这表明中国医药行业正在向具有更高临床价值潜力的药物创新方向迈进。
参考资料:Zimeng Chen et al. Chinese innovative drugR&D trends in 2024. Nature Reviews Drug Discovery(2024)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73-024-00120-5
非著名肿瘤内科大夫张力
阳光肺科 发表于 2025-6-4 03:57:28 | 显示全部楼层

ASCO见证:中国创新药冲击全球第一梯队

2015-2025年,ASCO见证了中国创新药的崛起。


ASCO是全球肿瘤学领域规模最大、学术影响力最高的会议,每年都有诸多最前沿的数据与成果发布。2025年ASCO已于5月30日在芝加哥启幕。


10年前,ASCO上仅有一项来自中国的口头报告,即中山六院汪建平教授主导的FOWARC研究。而备受国际市场关注的Late-Breaking Abstract(最新突破性摘要)项目更是为0。


据了解,ASCO的口头报告具有严苛的评审标准,入选研究需具有显著的创新性,能够在肿瘤学领域带来新的突破或重要的进展,且研究结果要对临床实践起到指导意义。


例如,汪建平教授主导的FOWARC研究是全球首个探索单纯新辅助化疗模式在局部进展期直肠癌中疗效Ⅲ期随机对照研究。基于该研究及后续追踪数据,美国国立综合癌症网络目前已将新辅助化疗后选择性放疗写入指南,使其成为标准治疗选择之一,以此优化疗局部进展期直肠癌术前治疗的模式。


Late-Breaking Abstract(最新突破性摘要)则是ASCO会议期间最受关注的研究数据发布形式之一,主要针对一些具有重大突破性、前沿性且可能对临床实践产生深远影响的研究成果进行特别报告,入选难度极大。与其他研究提前公布数据不同,Late-Breaking Abstract研究的重磅数据主要在ASCO大会现场发布,受到行业广泛关注。


10年后的今天,共有73项中国研究以口头报告形式亮相2025 ASCO,数量创下历史新高。重磅的Late-Breaking Abstract也有11项中国研究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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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入选ASCO的中国研究及相关企业、创新药


其中,医药巨头中国生物制药以12项口头报告创下中国药企在ASCO的最高纪录,且其有4项研究被列为“Late-Breaking Abstract”,加上壁报和摘要收录,共有40余项研究亮相。


不止是数量上的突破,ASCO还见证了中国研究、中国创新药在质量上的崛起。过去,中国团队在ASCO会议上最多的声音是“我们也做了类似的研究”。但今天,中国药企及临床研究团队在ASCO上的声音变成了全球首次、首次公布


例如,君实医学参与开展的DIAMOND研究“一项特瑞普利单抗联合诱导化疗和放疗,同步或不同步顺铂治疗局部晚期鼻咽癌的多中心、非劣、Ⅲ期随机对照研究”,是全球首个证实“在放化疗全程联合PD-1抑制剂的基础上可豁免同期顺铂化疗”的Ⅲ期研究。


维立志博旗下LAG-3抗体LBL-007是全球临床进度前三的靶向LAG3的临床阶段单克隆抗体之一(除唯一上市的LAG3靶向药物外),也是同类抗体中首款被证实对鼻咽癌有效的抗体。此次其壁报公开的Ⅱ期数据显示:接受 LBL-007、替雷利珠单抗和化疗联合治疗的患者,客观缓解率达到83.3%,相较于仅使用替雷利珠单抗联合化疗提升了近20%。同时,联合LBL-007治疗组的中位无进展生存期达到了15.8个月,相比替雷利珠单抗+化疗提升幅度超70%


如今,中国创新药的突破已经引起美国业界的注意。5月29日,《时代周刊》发文“美国不能输掉与中国的生物技术竞赛”,文中表示:尽管长期处于生物技术领域全球领导者地位,但美国正面临失去这一地位的风险。


值得一提的是,依靠全球最前沿成果,ASCO会议衍生出了“ASCO效应”,即受ASCO会上发布的各项临床数据的影响,相关医药公司的股票价格在短期内剧烈波动。过去,ASCO效应主要在美股市场上演。但近两年,随着中国创新药逐渐成为ASCO上的重要角色,“ASCO效应”也开始出现在国内股市。


例如,2025年ASCO公布入选研究摘要全文后,中国创新药企业,尤其是发布了亮眼临床数据的企业,股价迎来大涨。截至5月30日,中国生物制药、荣昌生物、信达生物等勇闯ASCO的企业,其股价多日来呈持续上涨态势。预计随着late-breaking abstracts重磅数据发布,国内相关药企的股价还将受到催化,进一步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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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创新药,在哪些领域跑得快?




ASCO见证了中国创新药的崛起。


其中,ADC、双抗、细胞治疗等是中国创新药的优势领域,国内相关管线在全球市场中处于领先位置。


■ ADC领域:国产ADC管线占据半壁江山


从ASCO现场看,国产ADC明显处于全球第一梯队。


首先,国产ADC管线数量众多。在ASCO大会上,有184项ADC管线相关研究入选,其中89项来自中国,约占总体ADC相关报告数的48.4%,接近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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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入选ASCO 2025的国产ADC


另外,放大到全球市场,Insight数据库统计的数据显示:国产ADC新药研发项目达519项,占全球ADC管线的40%以上。在HER2、TROP2、CLDN18.2等热门靶点上,国内药企已分别掌握全球63.6%、76.5%、85.7%的在研药物数量。


其次,国产ADC药物在研发进展上处于全球领先位置。例如,荣昌生物旗下的维迪西妥单抗是全球首个获批上市的、用于HER2 阳性存在肝转移的晚期乳腺癌患者的ADC药物;科伦博泰的芦康沙妥珠单抗是全球首个在肺癌适应症获批上市的TROP2 ADC药物……


5月29日,恒瑞医药自主研发的HER2 ADC药物获批上市,用于治疗在HER2(ERBB2)激活突变且既往接受过至少一种系统治疗的不可切除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成人患者。


此外,乐普生物的维贝柯妥单抗、科伦博泰的博度曲妥珠单抗等ADC产品均已申报上市;国内其他ADC管线的进展也处于全球领先位置,如映恩生物、迈威生物、复宏汉霖、石药集团等药企布局的ADC管线,进展均处于赛道前列。


最后,国产ADC药物的临床数据优异。在ASCO会议上,有多项国产ADC药物相关研究凭借优异的临床数据,入选口头报告。


例如,一项研究报告了迈威生物研发的ADC产品9MW2821联合特瑞普利单抗治疗局部晚期或转移性尿路上皮癌(la/mUC)初治患者的初步结果:截至2024年12月19日,患者的客观缓解率为87.5%,疾病控制率为92.5%,6个月中位无进展生存率为79.1%,3个月持续缓解率为100%。这表明,不同亚组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尿路上皮癌(la/mUC)初治患者均可从9MW2821和特瑞普利单抗的联合治疗中获益


基于上述优势,国产ADC已成为全球范围内最具竞争力的ADC管线。也因此,跨国药企更愿意交易国内ADC管线。据统计,2021年以来,中国ADC领域的对外BD(商业授权)交易总额已超400亿美元;2022-2023年,中国成为了全球ADC交易转让方数量最多的国家。


■ 双抗:再破中国创新药出海首付款记录


双特异性抗体(双抗)是一类通过基因工程或化学方法构建的人工抗体,具有两个不同的抗原结合位点,可同时结合两种不同的抗原或同一抗原的不同表位。


双抗的核心优势在于“双重靶向”能力。以双抗ADC为例,相较于单抗ADC,双抗ADC基于两个抗原结合位点,可通过结合肿瘤细胞和免疫细胞,增强对肿瘤的杀伤力;在结合两种不同的细胞表位抗原后,可以降低脱靶等引起的副作用;双靶点还能够阻断两种不同的信号通路从而增强细胞杀伤毒性,克服耐药性。


中国创新药在双抗领域也走在世界前列。


第一,国内双抗管线占全球双抗管线的近50%。根据医药魔方NextPharma数据库,截至2023年9月,全球双抗/多抗在研管线超1300个,其中46%的双抗/多抗管线由国内公司开发,且有超150个项目处于临床开发或上市阶段。


在ASCO会议上,齐鲁制药、康方生物、信达生物、三生制药、维立志博、恒瑞、复宏汉霖、健信生物、泽璟制药、正大天晴等企业将发布双抗药物相关研究,约34项,占ASCO整体双抗研究的比例约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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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入选ASCO 2025的国产双抗研究


第二,国内双抗管线进展处于全球前列。截至2024年8月,全球共24款双抗产品处于上市申请或Ⅲ期阶段,其中国产药物有7款。


第三,国内双抗管线的临床数据表现出色。例如,2025 ASCO会上,三生制药以壁报形式报告了PD1/VEGF双抗SSGJ-707作为晚期NSCLC患者单一疗法的Ⅱ期临床数据:在完成至少一次疗效评估的76名患者中,在5 mg/kg Q3W、10 mg/kg Q3W、20 mg/kg Q3W 和 30 mg/kg Q3W 剂量下,客观缓解率和疾病控制率分别为 29.6% 、85.2% ;61.8%、97.1% ;54.5%、90.9%  ;25% 、75% 。


或许是受此临床数据影响,5月20日,三生制药与辉瑞签署协议,向辉瑞独家授予PD-1/VEGF双特异性抗体SSGJ-707在全球(不包括中国内地)的开发、生产、商业化权利。三生制药将获得12.5亿美元不可退还且不可抵扣的首付款,以及最高可达48亿美元的开发、监管批准和销售里程碑付款。三生制药还将根据授权地区的产品销售额收取两位数百分比的梯度销售分成。


自康方生物依沃西单抗5亿美元首付款、礼新医药LM-299的5.88亿美元出海首付款、普米斯生物PM8002的8亿美元预付款以来,此次三生制药SSGJ-707 12.5亿美元的首付款,再次刷新了国产双抗出海的首付款记录。


除了三生制药,康诺亚、同润生物、岸迈生物、诺纳生物、博奥信、礼新医药等药企也实现双抗药物BD出海。据不完全统计,2024年国内双抗出海数量约14项(不含双抗ADC),涵盖了CD3/CD19、CD3/CD20、PD-(L)1/VEGF、TSLP等靶点,交易总额突破百亿美元,交易首付款突破20亿美元,刷新了历史纪录


2025年,跨国药企仍然追着国内药企BD双抗管线,如荃信生物、三生制药等药企的双抗药物于近两月与MNC完成BD合作。随着国内双抗各项研究在ASCO公布数据,预计国产双抗BD交易将更加火爆。


ADC、双抗之外,中国创新药在细胞治疗、溶瘤病毒等领域也处于全球第一梯队。


如细胞治疗领域,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信息中心、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等权威机构于2025年1月联合发布的《免疫细胞治疗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态势》报告显示:截至2024年底,我国登记的细胞治疗类临床试验项目达489项,占全球总量的47%,位居世界第二,与美国(48.3%)的差距进一步缩小。


从管线分布来看,国内企业主要布局CAR-T疗法。不过,国内创新企业也在加速布局CIK、TCR-T、CAR-NK、TIL疗法等新兴技术。例如,沙砾生物在大会上报告其TIL疗法在复发性或转移性宫颈癌患者中展现初步疗效。


总的来看,在ADC、双抗、三抗/多抗、细胞治疗等新兴领域,国内创新药企正依靠人才、技术、临床资源、政策等优势占据全球领先地位。



02
中国创新药崛起,BD交易新趋势




伴随中国创新药崛起,国内创新药的BD交易也日渐火热。


医药魔方数据显示,中国药企license-out交易数量已从2018年的17项增长至2024年的94项;license-out交易首付款从2018年的约2亿美元增长至2024年的约41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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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24年中国药企licence-out交易数量及首付款(数据来源:医药魔方)


2025年,创新药BD交易持续火热。在刚刚过去的第一季度,中国创新药企License-out交易总额达369亿美元,同比增长222%。


不过,近期的BD交易与以往的交易形式产生了较大变化。


过去,我国创新药License-out主要遵循“高总金额、低首付”的叙事逻辑,所以首付款往往只占到总交易额的2%-5%。但是,创新药作为高壁垒、高风险的项目,其达成里程碑、拿下后续交易款的成功率并不高。SRS ACQUIOM数据统计显示:2023年我国创新药里程碑达成率仅为22%,阶段越往后,达成率越低。这使得国内药企在传统BD交易中只能拿到首付款,而该款项恰恰是最低的一笔收入。


同时,国内药企还会遇到“退货”等风险。例如,2025年2月,诺和诺德指控亨利医药涉嫌欺诈,向其索赔8亿美元。2025年3月,三叶草收到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的书面通知:要单方面终止预购协议,并要求三叶草退还预付款项2.24亿美元。当合作终止或出现“退货”情况,国内药企的后续里程碑款项就成了水中月、镜中花。


毫无疑问,这对于国内药企极不友好,甚至有海外药企依靠国内药企BD交易中的低首付特点赚差价:其以低首付获取管线权益后,以高价出售给跨国药企。


随着中国创新药崛起,话语权增强,国内药企的BD交易形式也出现了变化。


一方面,BD交易从传统的license-out转向“NewCo”模式。license-out是将管线权益直接出售给跨国药企,NewCo模式则是由买卖双方共同成立一家新公司,负责交易后的管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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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Co模式与License-out模式差异对比


与license-out相比,NewCo模式最大的特点是买卖双方更深度的绑定。借助NewCo模式,国内药企与跨国药企实现生态共建,且国内药企保留了话语权,可以将利益最大化、长期化。


据统计,2024年中国创新药企通过NewCo模式达成的交易金额突破600亿元,较2023年增长54%。进入2025年,NewCo模式仍然保持高增长态势,仅在1月就有5家公司通过NewCo模式成立。


另一方面,国内药企BD交易中的首付款比例显著提高。过去,我国创新药BD交易中,首付款比例极低。但目前,在NewCo模式、中国创新药话语权提升等因素的影响下,国内创新药BD交易中的首付款比例明显提升。


例如,5月20日,三生制药与辉瑞就PD-1/VEGF双特异性抗体SSGJ-707达成的合作,首付款为12.5亿美元,刷新了国产创新药出海的首付款记录;5月27日,岸迈生物与TCG Labs Soleil投资组合公司Juri Biosciences达成NewCo合作,首付款为6000万美元,后续还包括最多5.75亿美元的开发、上市和商业化的里程碑付款、基于净销售额的收入分成,以及部分Vignette股权,首付款比例约9.4%。


随着新模式的出现及BD交易增长,预计国内创新药出海将从以往的“卖管线”进入“生态共建”新阶段。



03
警惕狂欢,仍需补短板




ASCO 2025会议期间,中国创新药崛起的声音不绝于耳,入选ASCO报告的数量也能证明这一点。


但是,行业也需要另一个声音,让市场降温,回归理性。


上文提到,国内药企布局的ADC、双抗等管线占全球相关管线的近50%。数量多、质量优,但一个问题是国内管线同质化现象严重。这意味着国内创新药企需突破现有已知靶点,在其他新靶点、新领域做出贡献。


BD交易也是如此。当前,BD交易极为火热,但BD交易不是“万能钥匙”。BD交易是借助跨国药企的力量实现国产创新药的出海。这也从侧面说明国内大多数药企在全球其他区域的商业化能力存在短板,自主全球化的经验不足。这需要国内药企在技术、新药突破的同时,构建覆盖全球的商业化团队,以增强其国际化能力,避免依赖MNC的渠道。


相信随着中国创新药的发展,国内药企将逐步补足短板,增强话语权,成为全球医药领域的重要力量。
阳光肺科 发表于 2025-6-4 03:57:39 | 显示全部楼层

刷屏ASCO!中国创新药“炸场”了

每年6月,芝加哥不只有风,还有全球肿瘤领域最炙热的“战火”——ASCO年会。这里,是全球抗癌科技的“奥运会”,更是制药巨头之间的博弈场;
而现在,中国创新药,正以前所未有的姿态,登上这个世界顶级舞台。
今年的ASCO,中国研究者共计70余项原创研究入选口头报告,包括诸多“First in Class”、“Best in Class”头号选手。

你可以说,这是成绩单,还可以说,这,是宣言书。宣告一个时代的到来——中国创新药,已经开始改写世界抗癌格局!
而领衔的中国创新力量中,谁又是C位担当?
第一个引爆关注的,是中国生物制药。12项口头报告刷新了中国药企在ASCO的纪录。这不仅是数字的突破,更是产业信心的提振。
从核心产品“贝莫苏拜单抗+安罗替尼胶囊”组合与K药正面PK,到HER2双抗ADC药物首次人体数据公布,再到国内首个进入临床的CCR8抗体……几乎涵盖了从靶向到免疫、从小分子到大分子的一整条创新路径。
这是在告诉世界:中国不仅能仿制,更能首创;不仅能跟跑,更能领跑。
恒瑞医药也不甘示弱:15款创新药、67项入选研究、4项口头报告,依然是“排面担当”。别以为它只是靠量取胜,多款ADC、双抗药物入选,比如HER2 ADC乳腺癌脑转移患者数据更新,疾病控制率超70%,联合疗法潜力巨大。看得出来,恒瑞这次的策略很清晰:稳住大分子、发力ADC、补上免疫联合短板,稳中有进。
复宏汉霖本次共计发布近20项研究数据,ADC和双抗依然是绝对站C位。其中,PD-L1 靶向ADC HLX43进入实体瘤治疗早期研究,引发不少海外专家关注。
另一边,信达没有多说话,只是拿出双抗,直接放大招。
这不是群像,这是中国力量的集体亮相。
我们当然记得2015年的ASCO,那一年,最多的中国声音是“也做了一个类似的研究”。
而到了2025年,关键词已经变成了“首次公布”、“全球首次”、“优于标准治疗”。
这不是某家公司的胜利,而是中国药企从基础研究、临床设计、国际合作到商业路径一次整体升级的结果。
也正是因为“群像”背后有“群策群力”,才能真正从“亮相”走向“引领”。
未来的悬念还没结束。如果你问我,哪款药最有可能改写全球治疗格局?也许是亚盛的全球首个选择性Bcl-2抑制剂;也许是恒瑞的HER2 ADC,正在直逼第一梯队;也许是科伦博泰刷新纪录的SKB264……又或许,是那个还没被注意、但数据异常亮眼的早期分子。
ASCO不是终点,而是战场中的一块重要里程碑。
而中国药企,已经不是坐在看台上的观众,而是手握兵器、正面交锋的“主力军”。
慧眼识行 发表于 2025-6-6 08:56:33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创新药之路

小李 发表于 2025-9-25 01:13:53 | 显示全部楼层

《经济学人》中国生物制药崛起:全球药物研发格局正在改变

一点背景

文章主题: # Economy  # Cutting-edge medicine关键词:Innovative medicine(创新药) /Biotech(生物技术)
一句引用


"China’s government identified biotech as a strategic priority nearly two decades ago. But it was not until 2015 that things really took off, after the drug regulator launched ambitious reforms. "
“将近20年前,中国政府就将生物技术作为战略重点。但是直到2015年药品监管机构启动大规模改革之后,生物医药行业才真正发展。”

一篇文章【节选】


Keytruda, a cancer medicine, ranks among the most lucrative drugs ever sold. Since its launch in 2014 it has raked in more than $130bn in sales for Merck, its American maker, including $29.5bn last year. In September last year an experimental drug did what none had done before. In late-stage trials for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it nearly doubled the time patients lived without the disease getting worse—to 11.1 months, compared with 5.8 months for Keytruda.The results were stunning. So too was the nationality of the biotech company behind them. Akeso is Chinese.癌症治疗药Keytruda(俗称“K”药,学名叫“帕博利珠单抗“)是有史以来最赚钱的药物之一。Keytruda自2014年上市以来,为其美国制造商默克公司(Merck)带来1300多亿美元销售额,仅去年就295亿美元。去年9月,一种实验性药物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在针对非小细胞肺癌药物的后期试验中,它使患癌病人在病情不恶化的情况下生存时间延长到11个月零3天,几乎是Keytruda延长时间(5个月零24天)的两倍。这样的效果令人震惊。同样令人震惊的是研发该药物的生物技术公司的国籍。Akeso(康方生物)是一家中国企业。 In recent months China’s progress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s stunned the world. A quieter yet equally significant shift is under way in biotech. China has long been known for churning out generic drugs, supplying raw ingredients and managing clinical trials for the pharmaceutical world. But its drugmakers are now also at the cutting edge, producing innovative medicines that are cheaper than the ones they compete with. China has become the second-largest developer of new drugs, behind only America (see chart 1).最近几个月,中国在人工智能(AI)领域取得的进展【注:指Deepseek】惊艳了世界。而在生物医药领域,另外一场低调却同样重要的变革也正在发生。中国长期以来以大量生产仿制药、供应药品原料、管理全球制药业药物临床试验而闻名。但是如今中国的药品制造业同样处于世界前沿,能够生产出比竞争对手价格更低廉的创新药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新药研发国。(见图一)
164418vdidiccjwzxd1iik.jpg As a consequence, Western drugmakers are increasingly looking east for ideas. Because of expiring drug patents, they stand to lose as much as $140bn a year in sales by 2030. Last year nearly a third of the large licensing deals they struck—those worth $50m or more—were with Chinese firms, triple the share of 2020. LEK, a consultancy, estimates that during that time, the total value of drugs licensed worldwide from China rose 15-fold, to $48bn (see chart 2). In November Merck paid $588m to LaNova Medicines, another Chinese biotech firm, to secure rights to a therapy similar to that produced by Akeso.于是,西方药企越来越多地将目光投向中国,寻求商机。由于药品专利到期,到2030年他们可能会每年损失高达1400亿美元的销售额。去年,在他们达成的大型药品许可交易(价值5000万美元或更多)中,近三分之一是和中国企业签订,这一比例是2020年的3倍。咨询公司LEK估算,在此期间,全球授权的来自中国的药品总价值增长了15倍,达到480亿美元(见图2)。去年11月,默克公司向中国生物技术公司礼新医药( LaNova)支付了5.88亿美元,以获得一项和康方生物类似的治疗方案授权。
164418u5i5wdq3zc2h5oo1.jpg China’s government identified biotech as a strategic priority nearly two decades ago. But it was not until 2015 that things really took off, after the drug regulator launched ambitious reforms. It took on more staff and cleared a backlog of 20,000 drug applications in two years. Clinical trials were streamlined and brought into step with global standards. A study by Yimin Cui of Peking University and colleagues found that the time taken to approve the first round of human trials fell to 87 days, from 501 days before the reforms.将近20年前,中国政府就将生物技术作为战略重点,但是直到2015年药品监管机构启动大规模改革之后,生物医药行业才真正发展。监管机构增加了更多人员,两年时间内清理了2万起积压的药品申请。药物临床试验流程精简,并和国际标准接轨。北京大学的崔一民(Yimin Cui )和同事的一项研究发现,首次人体试验审批的时间从改革前的501天缩短至87天。The changes coincided with a wave of returning “sea turtles”, the term for Chinese people who studied or worked abroad. China’s vast domestic market helped to attract big drugmakers to its shores, bringing know-how and talent. Easier listing rules gave biotech investors a clearer path to exit. Private funding for Chinese biotech firms rose from $1bn in 2016 to $13.4bn in 2021.这些改变发生的同时,恰逢“海龟”(指在国外学习或者工作的中国人)回国潮。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吸引了大型药企来华,带来了技术专长和人才。更宽松的上市规则为生物技术投资商们提供更清晰的退出机制。中国生物技术公司的私人融资从2016年的10亿美元增长到2021年的134亿美元。
With more brains and money, Chinese firms moved beyond copying Western drugs. Instead of waiting for patents to expire and making generics, they adopted a “fast-follower” strategy—taking known drugs and modifying them to improve safety, efficacy or delivery. Drug development typically starts by identifying a target, usually a protein or gene linked to a disease. Scientists then search for molecules that can either block or boost the target’s function. Since fast-followers are not starting from scratch, they can run speedier, cheaper trials.有了更多的人才和资金,中国企业不再只是模仿西方药。他们不再等待药品专利到期后生产仿制药,而是采用了“快速跟进者”的策略,即将已知的药品进行改良,从而提高其安全性、有效性或给药方式。药品研发通常首先要确定靶点,靶点通常是和疾病有关的蛋白质或者基因。随后科学家们寻找可以阻段或者增强靶点功能的分子。由于“快速跟进者”模式并不是从零开始,因此能够进行更便宜、更快速的试验。Between 2021 and 2024 the number of Chinese drugs in development doubled to 4,391. Fast-follower and completely original treatments made up nearly 42% of the pipeline. Helen Chen from LEK notes that China’s approach has been particularly effective in ADCs, a cancer medicine in which an antibody is attached to a payload of chemotherapy via a chemical linker. Since the treatment’s core components already exist, success depends on combining them in the most effective way. Ms Chen believes this is where Chinese firms thrive.2021年至2024年间,中国开发中的药品数量翻了一番,达到4391种,其中“快速跟进者”模式和完全原创疗法占近42%的比例。LEK的陈海伦( Helen Chen)指出,中国的模式对于开发抗体欧联药物(ADC,Antibody-Drug Conjugates)尤其有效,ADC是一种癌症药物,抗体通过一种化学连接剂连接到化疗有效载荷中。由于该疗法种的核心组成成分已存在,成功的关键在于以最有效的方式将他们结合。陈女士认为这就是中国药企优势所在。
Speed is another advantage, says Michelle Xia, founder of Akeso. “We can do things twice or even three times faster than anywhere else in the world,” she claims. Clinical trials—the longest and most expensive stage of drug development—are faster than in the West. A large patient population makes recruitment easy, and hospitals and doctors are incentivised by the government to support research.康方生物的创始人夏瑜(Michelle Xia)说,速度是中国药企成功的另一个优势。她说:“我们做事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要快2倍甚至是3倍。” 药物开发中时间最长、费用最高的临床试验阶段,中国比西方要快。庞大的病患群体使得受试者招募变得容易,政府也鼓励支持医院和医生进行研究。Faster trials have made Chinese drugs even more attractive to global drugmakers. Though the clinical information is from mostly Chinese patients, rather than a wider sample, it helps investors and pharma firms spot promising treatments. And as the quality of data from China has improved, regulators are paying attention. Results from Akeso’s Chinese trials were strong enough to convince America’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to move the drug straight to late-stage trials.更快的临床试验使中国药品对全球制药业更有吸引力。虽然临床数据大多来自中国患者,而非更广泛的样本,但是它帮助投资者和制药公司发现有前景的治疗药物。另外,随着中国临床数据质量提高,监管机构更加关注。康方生物在中国的临床结果足够说服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将该药物直接推进到后期试验阶段。
john 发表于 2025-9-25 02:24:19 | 显示全部楼层

Nature:中国肿瘤药创新趋势(2020年)

11月5日,清华大学陈晓媛研究员团队和吴一龙教授合作在Nature Reviews Drug Discovery杂志(IF=64.797)上发表了一篇题为《Trends in oncology drug innovation in China》的文章,对中国肿瘤药物研发创新趋势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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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论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医药魔方(Pharmcube)PharmaGoNextPharma数据库。在此将这篇文章分享给大家。 以下为论文原文翻译内容: 中国的制药产业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激动人心。如今,中国药企的研发重点已从仿制药转向创新药,肿瘤领域一直处于这一转变的前沿。从2018年至2020年8月,中国批准的44款肿瘤新药中,有12款由中国本土开发。虽然大多数是已有类似上市产品的me-too药,但first-in-class的候选药物也正在涌现。 本文概述了国内在研肿瘤新药管线情况,旨在为我国制药生态系统的演变和研发趋势提供见解。 从me-too到first-in-class的转变 截至2020年1月,我国共有821款处于不同临床开发阶段的抗癌候选药物,其中包括404款me-too/me-better和359款first-in-class(FiC)药物。Me-too定义为与已经批准上市的药物具有相同的靶点和相似的作用机制的药物;FiC定义为针对该相同靶点尚无任何类型药物获批或者具有全新作用机制的药物。

105401h66s4y545c1idm1y.png 图1 | 中国在研抗癌药物管线概况。将821款药物分为三大类:免疫肿瘤药物、靶向药物和细胞毒性药物,并基于药物作用靶点和机制划分为first-in-class和me-too药物。由于信息不足或无法归入3个主要类别的产品被归入“其他”类别(未显示)。
出于商业生存和发展的考虑,中国的许多初创公司都选择了风险较小、研发速度更快的me-too药物,其中包括紧跟国际前沿的细胞疗法。在me-too药物中,数量最多的类型包括56款靶向CD19的CAR-T细胞疗法,83款针对EGFR或HER2的靶向疗法,以及32款PD-1/PD-L1单克隆抗体。

105402tv7zewll44cv4cw5.png 图2 | 中国first-in-class和me-too类肿瘤创新药的热门靶点TOP10
  适度的市场竞争可提高患者用药的可及性,但仅专注于me-too药物的开发可能会降低资源使用效率并阻碍长期创新。随着市场的更加成熟和自我调节能力,在同类药物竞争激烈的环境下,有限的市场份额可能会降低me-too候选药物的吸引力。政府的政策调整,例如医疗保险改革而降低利润幅度,以及监管机构对于未来新药研发证实较现有治疗药的优效性的上市要求,可能会进一步促进具有最佳潜力(best-in-class)药物的研发。在这方面,EGFR抑制剂阿美替尼(almonertinib)和BTK抑制剂泽布替尼(zanubrutinib)是最近成功的例子。 尖端科学发现和技术革命往往源于学术界,学术界开发的first-in-class肿瘤药物所占比例高于产业界(80% vs 40%)的数据可以支持这一点。然而,进一步的产品开发和商业化转化则需要产业界的参与和协同。例如,全球首个靶向glypican 3(GPC3)的CAR-T细胞疗法的开发案例即为一个学术界和工业界合作的典型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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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 学术界、产业界或跨界合作发现的自主研发抗癌药物。FiC= first-in-class;IM=免疫调节剂。
在中国的first-in-class产品管线中,免疫肿瘤(immuno-oncology, IO)领域有大量的候选药物。细胞疗法尤为突出,在224个FiC IO药物中占67%(150个),且占据了FiC药物的Top 10靶标(例如BCMA、CD22、CD123和GPC3)中的主导地位。这反映了就在研数量而言,我国在全球细胞疗法领域的优势,仅次于美国位列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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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 326款在研免疫治疗药物概览;FiC= first-in-class


先进的技术为药物的发展创造更多的可能。技术的发展还提供了以新颖的机制作用于单个或多个靶标的可能,如靶向PD-1 / PD-L1、EGFR和HER2的细胞疗法、基于HER2的双特异性抗体和基于CD19的双靶细胞疗法;鉴于联合治疗已经成为癌症治疗的基石,多靶点药物可能具有转化潜力,如PD-1/CTLA4、PD-1/VEGF、PD-1/TGF-β等。

105404kjqqqi9kn0qqjuq0.png 图5 | first-in-class多靶点药物的靶点组合
需求驱动创新 药物的开发是为满足临床需求。在整个产品管线中,495款药物开发用于实体瘤治疗,其中靶向疗法占比最大(62%)。尽管在用细胞疗法解决实体瘤方面存在重大挑战,但仍有83款细胞疗法处于研究中。而针对血液肿瘤开发的249款产品中,细胞疗法约占一半(51%),包括已验证靶点如CD19,以及FiC 靶点如CD22、BCMA。

105404y6oo00se1yqwoe00.png 图6 | 不同类型癌症的在研药物类型概览

伤残调整生命年(disability-adjusted life years, DALYs),即一种包括发病率、死亡率和残疾程度的疾病负担衡量标准,可大致反映未满足的医疗需求。分析表明,在23种实体肿瘤和7种血液肿瘤中,我国在研产品数量与相应疾病负担之间存在强相关性。肺癌是我国疾病负担最大的癌症,相匹配地,候选药物数量最多,其中多数为me-too药物。然而,我国其他具有较高疾病负担的癌症,例如食道癌、胃癌和肝癌,候选药物的数量低于线性相关的预期数量。该瘤肿的first-in-class产品比例相对较高,部分原因可能是缺乏针对这些癌症的有效靶标,从而进行更多新靶点和新机制的探索。

105405uqy7gbbqu3hb8gth.png 7 | 在研新药数量与23种实体瘤(A)和7种血液肿瘤(B)中的DALY关联性DALY率表示使用全球疾病负担(GBD)2017数据库(http://ghdx.healthdata.org/gbd-results-tool)的数据计算得出的中国每100,000人口癌症的DALY。颜色表示每种癌症类型的同类候选药物的比例,带阴影的虚线表示线性拟合的95%置信区间,皮尔逊相关系数(R)和p值显示在右下角。 授权和引进 中国已成为研发全球化的主要目标国家。对于国外公司,尤其是生物技术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一个途径是向中国生物制药公司进行授权许可。截至2020年初,从国外获得授权许可的候选产品在整个中国肿瘤产品管线中的比例上升到18%(147),主要发生在临床前或临床早期阶段。典型的路径是先选择小适应症或晚期肿瘤为开发目标,这可能会缩短进入中国市场的时间。例如,尼拉帕利(niraparib)于2016年被Tesaro许可给再鼎,并于2019年获得了中国复发性卵巢癌的市场批准。值得注意的是,有30款产品在中国境内外处于同步阶段,凸显了中国接受境外数据的开放态度。

105405okaek2me81e2eria.png 图8 | 自研和引进产品在中国和海外的开发状况

自研产品分为仅在中国开发的产品和在中国及其他国家开发的产品。引进产品是根据中国与国外的最新发展阶段比较,包括晚于其他国家,或者与其他国家同步;另外8款缺乏相关信息,无法归类。 中国自研的创新药产品也越来越多进行全球临床开发(674个药物中的112个,如上图),这表明海外对我国的研发能力、制造质量和研究设计的认可。特别是,有17款药物向海外公司进行了授权。例如,南京传奇公司靶向BCMA的CAR-T细胞疗法LCAR-B38M分别在美国和中国获得了突破性疗法资格认定,并于2017年对Janssen Biotech公司进行了授权。 展望 尽管中国的肿瘤创新产品研发正受到未满足的医疗需求推动,但不恰当的试验设计、过多的开支和不足的回报可能会阻碍创新。未来的肿瘤临床试验需要更创新的整合平台,例如在特定的病人群体中测试多个候选药物,以更加高效地利用资源。如果我国继续发展鼓励创新的环境,监管机构对新技术和新产品保持开放的态度,国内外学术界和产业界建立更广泛的合作,可以预见,一批本土的突破性疗法将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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